某些事情发生。”

　　我在本书第一版的结语里对毛泽东这样写道:“现在广为周知的是，他那些同样为中国革命做了很多事情的同燎们的很多荣誉都被加在他的头上。他在对人民的判断上是专断的。他以政策上的迂回浪费中国大众的热情。在20世纪70年代他脱离了大众的看法而过多地依赖他的亲戚和善于迎合的官员。”当我写下这些话时，这些错误中还没有一个被正式地承认。代之的是，“四人帮”很快受审并因为这些政治错误被判有罪。闪

　　诚如于光远所言，到1981年6月时“某些事情发生了”，共产党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他不再被当成一个神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进行的肯定和批评恰巧和西方汉学界的普遍观点相吻合:毛泽东的最伟大的业绩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作出的;他领导抗日战争和与蒋介石斗争的本领远在他领导经济建设的本领之上;在晚年他抓住历史机遇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的个人主观和乌托邦主义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经过提前的通盘考虑，邓小平宣称:“文化大革命”不像此前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在1969年的“九大”结束的而是以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告终的!通过这个技巧有效地把“文化大革命’‘重新定义为“毛泽东的晚年时期”。借此他为自己和毛泽东的政策分野奠定了基拙。

　　毛泽东主义并没有完全被邓小平主义所取代—并不明显地存在一种名为邓小平主义的哲学—但大部分毛泽东曾经支持的都被取消了。思想观念淡化，专家意见和技术被重新重视，经济活动自身的正当性得到肯定，西方的产品和观念受到欢迎(一直是为了建设中国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变成了一个对过去集体健忘的10年。年轻的作家兼商人武真周(音)注意到邓小平向中国以外的世界敞开大门加速了这种健忘。“外国人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直接说三道四，’，他写道，“但是外国人优越的产品和高水平的生活把共产党给我们培养的自大戳了个窟窿。”

　　接着武提到了毛泽东时代:“记得我们是在像‘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这样的口号下长大的。我们真的开始相信向我们散播的台湾太穷了、他们不得不吃香蕉皮的传言。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是富裕的而中国是贫穷的……在金钱的统治下，未来的脊梁和大部分中国人都想不去提那些陈年往事……面对着外国的优越性，为什么认真地剖析‘文化大革命’反而让中国觉得更坏?个人主义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在20世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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