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对美国的敌意迅速减弱、一个法国人在1964年9月与毛泽东会谈了几个小时，后来回忆说:“他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溢于言表”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会见美国左派老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和她的一些朋友一起庆祝她的八十寿辰。”这时毛泽东刚好是为姚文元修改好他给《文汇报》写的文章的第11稿之后，在那个清爽的早晨，毛泽东平静自若。

　　毛泽东和江青双双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上的一幅竹雕并为之吸引，仿佛他是一人站在那里，连自己的妻子都忘了。他移到第二幅作品前，然后又走向第三幅。满室的客人都静候在那里，等待他讲话，或是走向已经备好的午餐桌前。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并对周围的人说医生让他戒烟。他慢悠悠地告诉大家，他从未想过戒烟。他还请室内的吸烟者都一起吸，有些人跟着吸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不吸烟的占多数，就对吸烟者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我行我素嘛。”

　　他的尊贵的客人斯特朗是一位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人。

　　然而毛泽东只字未提越南战争，他谈到的所有外部世界问题都指向苏联。

　　毛泽东询问斯特朗的六位朋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们的回答都不合毛泽东的口味。这六个人的观点如出一辙，毛泽东认为他们事先都通了气。假如有某个人说点不同看法，也许更加有意思。

　　使谈话变得僵硬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的左派来访者只是反对华盛顿，而毛泽东同时还反对莫斯科。’

　　毛泽东对国际关系作了新的分析，在理论上他把苏联和美国置于同一水准，都是中国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混乱的分析，随意混淆了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又武断地把苏联划归为资本主义。然而，这为中国提出了一条贯彻执行的新外交路线。

　　毛泽东同时声讨两个超级大国的号召不能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所接受。

　　北京的每个领导人都清楚，美国仍是中国的一个威胁。毛泽东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当中国遇到危险的时候，苏联绝不会相助。然而，刘少奇和许多军队领导人仍相信，面对美国的威胁.北京仍有与莫斯科“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1965年初，出于来自越南的压力，毛泽东会见了从河内访问返苏的柯西金。当时毛泽东对苏联满口嘲讽，他在柯西金飞抵北京前就已放弃了“联合行动”。

　　毛泽东戏剧性地向这位苏联人提出了一个无法争辩的问题。

　　如果美国把越南战争升级，进而攻打中国，苏联是否会出兵援助中国

　　柯西金被问得哑口无言，更别提作一声答复了。

　　毛泽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坦率

　　请收藏：https://m.bqgiii.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