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式的整体主义者，他曾声明有一个上帝—即群众。如果群众是一个集合体，是纯一的统一体，可行的道路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人们不可自行其是。’

　　人们甚至只能说“它”—毛泽东的群众，而不是“他们”—中国人民(这使人联想起戴高乐的奇怪行为，他爱法国而不爱法国人)。对毛泽东来说，接受多元论就是接受6万万私利者。“斗私”不意味着就是“利他”，而是意味着“和群体打成一片”，这一度成为道德的规范和社会的准则。

　　“斗私”，包括“斗家长制”，因为家庭很可能成为私利观念的温床，它与毛泽东力图把一切自我价值观念纳人大同理想的努力格格不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很多人由于不得不检举自己的父亲而导致精神全面崩溃。毛泽东对这种现象并不同情，他把孝道视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糟粕。在毛泽东看来，他自己的父亲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征，是一位吝音的、心胸狭窄的父辈。

　　这样，毛泽东以西方人的敏锐目光看到了一只驯服的羊与不离开羊群的羊之间的不同。他要求在羊群中间的每只羊都能自由说话，自主独立自我完善，而不要温顺驯服。但是，脱离群体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需要的是一个羊群。

　　毛泽东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目标。他们中间有些人开始认为，这种新体制已到此为止。但毛泽东不这样想。

　　与此同时，为了清除经济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毛泽东认为人们各个自行其是很可怕，他称这种做法为‘牡山头”。晚年，在回忆过去时，他伤心地看到，这种各行其是的不团结就像一条黑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

　　在延安党校，太阳落山后散步时就分成了‘山头”。甚至到食堂吃饭时也分成“山头”。在自己的“山头”内，无话不谈，但要与其他“山头”的人交流思想则很难。当我们面临敌机轰炸时，外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成不同的转移路线。

　　即使在我们生命危急的关头，我们也不能很好地团结在一起。

　　人的这种分裂倾向是否可以被接受呢?难道应当麻木不仁地任这种分裂存在下去吗?在陕北，就是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道走，甚至冒丢摔性命的危险也不愿混到一起。

　　我们应该认识到“山头”的存在，重视这种现象，并消灭“山头”。“山头”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地区因素。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9卷，第4期，85页，

　　1976-1977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

　　请收藏：https://m.bqgiii.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