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延安成了大男子主义者的俱乐部，只有很少有魄力的女性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工作。男女的性别比例几乎和军队一样是18:1。根据毛泽东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蔡畅的说法，整个延安没有一名女性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不过她“忘了”江青)。

　　在丁女士写下那篇满是怨气的文章后，不久毛泽东找到了讽刺挖苦丁女士的机会。在一次文化界人士合影时，毛泽东看见丁玲来了，就从他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急忙站起来，以极恭敬的姿态对这位固执的女权主义者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

　　在有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与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

　　毛泽东排斥“为艺术而艺术”[17]，知识分子的每一件工作都要服务于加快中国的解放这一明确目的。这种观点使他不仅与丁玲而且与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关系紧张。当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他的强硬的列宁主义路线时，知识分子即进行了抵制。

　　毛泽东向延安的文艺界扔出了几枚思想炸弹。他嘲笑“独立呼吁”u8}，这既是理论之争，又是政治策略之争。“真”和“爱”脱离了时代具体的阶级斗争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作家是党的事业这一大型“机器”上的齿轮(毛泽东在这里受到列宁的影响)。

　　毛泽东宣称:“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y9」这一未经推敲的粗糙观点是毛泽东的发明。学习是改造ra.}世界的武器，他年轻时在长沙初露头角，那时他已经感受到这一点。而在延安，他看到作家、艺术家仅为自己的爱好而工作，他们还不能像他那样把思想作为推动时代进人新社会的车轮。

　　与卢梭一样，他希望那些学究不要忘记更简朴、更艰苦的生活方式。毛泽东认为，落后的但是可靠的陕西农民比来自东部的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对战争更为有用。他安抚农民，因而这几年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政策。但是他觉得对文化界的那些男男女女没有这种必要用类似的方法。

　　“不允许把看法变成结论”(}1，毛泽东对延安的文艺界宣布。

　　换言之，你只有提出正确观点的自由，不正确的观点不允许公开提出来。

　　王实味这位上海的作家、《野百合花》的作者，揭露了延安的不平等及其他一些问题而成了文艺界整顿的主要目标。他试图在延安这片天地中发扬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但被毛泽东的新的精神集体主义所击中。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灯笼到中央研究院看墙报以了解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最后他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放箭有靶子了。”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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